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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纪实

（一）

滇西民众挥汗洒血修建滇缅公路 　　修路任务事关国家抗战大局，数十万云南各族人民响应政府号召，从四面八方汇集修路工地，在没有任何修路机械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双手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开展，仅用8个多月的时间就在滇西的崇山峻岭中开凿了这条长达1140公里滇缅公路。

　　　　　　一、从加尔各答到昆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相继占领香港、菲律宾，１９４２年１月，又以重兵集结于缅南及泰北地区觊觎战时中国惟一国际通道滇缅公路。此后仰光陷落，这意味着中国将再次成为与世隔绝的“孤岛”。对亚洲局势，美国总统罗斯福异常关注，他曾担心中国的抗战形势因日本的封锁而崩溃。１月３０日，日军攻占毛淡棉当天罗斯福即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开辟一条空中运输线和另辟一条陆上补给线”，并要求空军上将阿诺德研究将物资空运到中国的一切可能的途径，“不管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使航线保持畅通。”在这样的背景下，飞越驼峰航线开始启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美国空军组建了阿萨姆—缅甸—中国空中运输部队，并于当天由２５架泛美航空机开始空运。然而这条世界上最危险的航线并不能十分有效地向中国提供援助，在这种情况下修筑一条新的陆上公路就十分必要了。
　　中印公路始于印度雷多，经密支那后分为南北两线，南线经八莫、南坎至畹町与滇缅路相连；北线越过伊洛瓦底江，经腾冲、龙陵与滇缅路相接。因而中印公路是合并９５９．２公里的滇缅路，３００多公里的保密公路，５００多公里的雷多公路而成的，全长１８００多公里。因为它起于印度雷多，所以美国又叫它“雷多公路”。又因为这条路是中美工兵合作开路，又叫“华美路”，另又因修这条路的目的是打破日军的封锁，并最终击败日本会师东京，所以也叫它“到东京之路”。蒋介石则在一篇演说中提议将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总之中印公路是一条穿行于罕无人迹的原始森林里的难以想象的战时公路。
　　与中印公路同时开工的是从加尔各答到昆明的中印油管。全长３０００余公里的中印油管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油管。它与中印公路一起在缅北丛林里艰难地蜿蜒。此后战争的“血液”通过中印油管源源输送至中国战场，极大地推动着中国战场胜利的速度。

昂贵的工程 　　这张照片向人们描述了架设中印油管的一个场面，除了必须的机械之外还需要高射机枪。因为铺设中印油管的困难除了缅北与滇西的高山之外还有日军的袭扰。３千多公里的油管就是这样一根一根连接起来的。只有在战争的情况下人们才可能会铺一条这样昂贵的不计成本的管道。

　　滇缅公路中断后，中国战区的油料来源只能靠中印驼峰航线，运量极为有限，根本不能满足国内战争的需要。民用汽油也出现严重油荒。当时提出“一滴油一滴血”的口号，民用汽车大都改用酒精和木炭。汽车停驰日多，运输濒于瘫痪。
　　中印公路通车后中印油管也接通输油，被称为“黑色血液”的石油源源输送至中国战场。这使当时人们通常用来形容中印公路是“血管”的说法，不再是一种比喻。所谓油管是一种直径１０．１６厘米与１５．２４厘米的铁管，每节长６．９６米，节与节之间用钢夹固定或焊接。油管从加尔各答起，经汀江、雷多、密支那、八莫、畹町至昆明，长３０００余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油管。油管的铺设与公路的修筑一样艰难，中国工兵第１２团与中国境内的数万民工将铁管一节一节向刚刚被克复的腾冲、龙陵接近，最终使油管展延至缅北丛林东来的油管衔接。此后战争的“血液”通过中印油管极大地推动着中国战场的进展速度。云南各地军用机场的飞机能就地加油投入作战及运输。嵩明机场的“空中保垒”Ｂ—２５可以加足汽油后直飞日本东京轰炸。据统计，中印油管自１９４５年６月输油至同年１１月停止输油，７个月共输入航空汽油、汽油、柴油等油料１０万余吨。
　　日本投降后，中印油管在１９４６年１月４日完全停止输油。

　　　　　二、非凡岁月里的平常人生

　　缅甸沦陷后，怒江以西的德宏、腾冲、龙陵也相继沦陷。而怒江东岸则成为抗战的最前沿，滇西重镇保山重兵屯集与日军隔江对峙。１９４２年５月４日日军空袭保山，炸死本地居民及难侨万余人。后又投掷细菌弹，同时在沦陷区投放鼠疫病原，不愈月，瘟疫遍地死人无数。６月１日，云贵监察使李根源亲临保山前线发表《告滇西父老书》。怒江以西的沦陷区民众抗日运动如火如荼。
　　对于人类抑或历史而言，战争肯定是一个不平常的岁月，然而，在这个非凡岁月里生活或生存的人并不会因为战争的降临而变得不平凡起来，他们在这个动荡的兵荒马乱的非常岁月里依然度过着他们各自的平常人生。只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用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战争，我们总是对那些重要的战役津津乐道，而且我们总是很容易记住那些功勋卓著的将军，战争是属于英雄的，真正的英雄永远只可能产生于战争年代。这是人们一贯的想法。其实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才是最动人最真实的，当然也是苦难的，因而他们有很多理由值得人们关注。
　　１９４２年５月４日，日军进占龙陵的消息传至腾冲后全城一片恐慌，腾龙边区行政监督龙纯武急电昆明求调他职，龙纯武将搜刮来的数百驮烟土先行运出腾冲，然后准备动身逃往昆明。在龙纯武动身前当地士绅请求他对日军实行抵抗，不要放弃腾冲。龙监督置之不理，率特务营仓皇逃往昆明，被任命为云南警备副司令。城中各机关职员此刻也纷纷四处逃散。腾冲县长邱天培将龙纯武送至芹菜塘后于当日下午返回腾冲，并在商会召开临时会议宣布县府与各机关撤退。邱天培的决定遭到全体与会士绅的反对，当地士绅认为作为县长守土有责，敌兵未至为什么要撤退?于是当场表决并议定，派兵沿龙川江一带设防，炸毁腾龙、龙安两桥，并沿途设岗哨监视敌情。当夜３点，邱天培县长即携家眷并率腾冲自卫队及警察向腾北曲石逃去。

战争阴影下的日常生活 　　这是一张堪称杰作的照片，照片里有一种令人震撼的真实的力量。滇西乡村日常生活图景与头顶上呼啸而过的飞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真实地再现了一段曾经在滇西发生过的历史。画面上的农民似乎并没有抬头仰视此刻正在从头顶上掠过的飞机，显然他对于眼前发生的一切已经司空见惯了，或许远处有什么比天上的飞机更能吸引他，因而他平静地眺望着远处。此刻这个农民担着那个年代滇西城乡最习惯用的木桶进行着他的日常生活，即使在战争的阴影下仍然要继续他的日常生活。他们把这种日常生活叫做“日子”。战争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粗暴地打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县长邱天培率先弃职逃跑，其余各机关主管人员也大都私自潜逃，全城大乱。驻防腾冲的护路营也由营长李从善率领撤退至城西３０里处，仅留少许士兵在城中维持秩序。此时边城腾冲城内人心浮动极度惊恐。５月８日，大批从缅甸逃出的伤兵及难民涌入腾冲，约有数千名来自八莫的难民在城外四、五保街沿门乞求住宿。当地居民为他们提供食宿并催促他们赶快离开。另外有从缅甸密支那逃出的数千难民未入腾城，直接向腾北曲石、瓦甸一路走去。当地士绅目睹这样混乱的局面，派人追送信函请邱县长回城主持，邱天培于是从曲石返回。５月９日晨，第６６军第２８师师长刘伯龙率２０余名官兵从缅甸退至腾冲，当地士绅力请刘伯龙留在腾冲与腾冲民众工人御来犯日军。刘伯龙告诉士绅们他没有兵可以指挥。之后匆匆离开腾冲到永平收容部队。邱天培县长获悉日军已抵达距离腾冲只有４０余里的孟连街后，又一次在深夜出逃。此后，城中居民纷纷弃家逃难，腾冲四处谣言蜂起慌乱异常。又因有人强行拉夫征马，男人白天轻易不敢出门。沿途的道路上到处可见老人与孩子赶着黄牛驮着简单的行装。因仓促逃出无法携带足够的生活用品，致使许多逃难的人们日常生产陷入困境。５月１０日下午２点，２９２名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大步直入腾城。其中，腾冲城内各机关大门洞开，居民逃散，腾冲已成一座空城。在缅甸防御战开始之初腾冲一直是战略后方基地，因而物资屯积较多，数日前腾冲商会刚从密支那运来大米３０００余驮，还有相当数量的食盐和棉纱此时悉数落入日军之手。
　　日军占领腾冲之后，除少数驻在城内其余均驻守在城附近的英国领事馆、新桥河、五保街一带。每日派巡查队四处巡查。凡道路要口便构筑防御工事，并四处抓夫。最初战领腾冲的日军人数较少，因而他们便布置疑兵，每日清晨日军便列队从北门出，并让当地人知道他们要到前方作战。傍晚又由南门而归，四处扬言他们的增援部队已到。据方国瑜先生的《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记载：日军进入腾冲之初，为追击腾冲护路营不得不唱空城计，只留少数日军守城，在四面城楼上扎草人并穿上日军军服，持枪守卫，远处看去俨然站岗的日军。而且日军的空城计居然数月之间无人识破。显然这些日本人读过中国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不过在空城计的故乡上演空城计这确实太不幽默了。
　　日军占领腾冲不久便成立军政班，组织地方维持会，以当地土豪李子盛为会长。日军占领腾冲后奸淫抢掳无所不为，当地人将日军视为野兽。只要听到日本鬼子出现的消息即逃散一空。当时大多数老百姓白天皆遁入深山老林里，至夜才敢沿小路潜回家中，到第二天清晨又躲避在森林里。平日村寨之中都看不到人影。维持会成立后派人四处劝阻人们回家，仍只有少数人回来。城中的居民则陆续返回，日军给每个居民发良民证，每月巡查一次。在此期间，城中的地痞无赖则趁火打劫盗窃横行。平日富足之家均破家丧产，沦为赤贫。而一些先前生活无着的地痞无赖反而因此发家致富。当时腾冲有一句广为流传的民谣：“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在正常的年代用正常的手段致富，在非常的年代用非常的手段发家。古今如此。

秤平斗满 　　秤平斗满这是一个最朴素和古老的市场原则，即使在战争期间也一样。这是盟军炊事员在向保山市民购买食盐的情景。从照片上看这是滇西一带一直食用到六七十年代的砣盐，保山少女把左手放下让秤杆高高翘起以示秤平斗满。图中的美国炊事员在细致地观察着秤砣所标示的位置。

　　腊戌失守后，滇缅路上大批昼夜不息逃难的人流、数以千计的车辆涌入保山。保山古城一时为之拥塞不堪一片混乱。白天随处可见的是难民因盘缠不够便设摊出售随身所带衣物，晚上无处安歇的难民便到车子下面或街头、田边露宿。据说当时保山因大量难民涌入古城人口净增１０万。这些有幸在惠通桥炸毁之前通过怒江的人群对芒市、畹町已经沦陷的消息并不甚知晓。５月４日，设立在保山的国立华侨中学因校庆于城中保岫公园举办大型运动会，并邀请城内省、县立师范及中学参加。运动场周围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和各式彩旗，有数万人观看。人群中大半是刚从南洋和泰、缅等地回国的难侨。据当地人后来的回忆，这次活动是保山有史以来场面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午１２时，２７架日军飞机飞临保山城上空，此前人们相互传闻将有美国空军来保山助战，而防空部门亦未发出警报，当日军飞机出现时人们仍以为是美国飞机前来助战。因而人们并不避让，还翘望挥手欢呼，当炸弹落地后人们才知道是日本人的飞机。当时保山城中火光冲天，全城尸横遍野。昔日繁华的大街上尽是断臂残肢，三牌坊、十字街等繁华地带瓦砾横飞已是一片废墟。稍顷，又有２７架飞机前来轰炸。是夜，保山城内哀鸿四野，幸存者在绝望地寻找在轰炸中失散的生死未卜的亲人。有的背着已经死去或被炸断手脚的亲人，有的则在亲人的尸体前哀嚎不已。据方国瑜先生《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记载：此次日军轰炸保山炸毁房屋千余所，死伤约２万人。次日正午又有５４架飞机来袭，狂投炸弹，当时城内居民均已疏散到安全地带，因而无人受难。据当时第１１集团军总司令部作战参谋杨肇骧回忆，日军轰炸保山后，滇西重镇保山空无人影，景象极为萧条，到处飘溢着腐尸的臭味，成群的野狗在大街上乱窜，废墟上空乌鸦成群鸦声不绝于耳。直至宋希濂将军派人将躲避于板桥的保山县长刘言昌找来，命他迅速清除城内死尸，救济难民，整理街道，恢复秩序。此后大批民工挖掘被废墟掩埋的尸体。直至一星期后居民才陆续回城。
　　当时保山驻军为第６混城旅，称熄烽部队，负责漾濞至畹町防务，旅长龙奎垣。第６旅平时纪律极为涣散，全旅大小军官都利用军队势力，勾结商人做鸦片生意，或在滇缅公路沿途设卡征税，为当地人所痛恨。曾有一笑话在当地颇为流行，该旅有一排长在出操时让士兵穿一只布鞋，一只草鞋，行进时他的口令是“布鞋—草鞋”。龙奎垣大为赞赏当即就将这个排长提为连长。５月４日夜间，日军到达惠通桥的消息传来之后，龙奎垣与保山县长刘言昌宣告敌军已过怒江，于是全城嚣然。龙奎垣令部队把守四道城门，以检查为名在城中大肆抢劫，并放火烧毁正阳南路，银行、商号、富户无一幸免。之后，才撤出保山逃至永平、下关一带。当夜保山居民扶老携幼弃家逃难，沿途哀声四起。《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是这样记录的：“保山城内，余火未熄，死尸纵横，肃杀之气，已成鬼市死城也。”事后保山民众纷纷告发龙奎垣抢劫保山。驻防保山的第１１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将状子转给龙云。迫于压力龙云不得不将其撤职，并将该旅调离保山。
　　入缅远征失利后大批在溃退中失散的远征军士兵亦从滇缅路退回。此时他们已成散兵游勇神情狼狈，与两月前那支士气高涨的军队判然有别。他们成群结伙骚扰沿途难民，逢村寨便强行索食，甚或抢劫、奸淫归国难民。驻防保山的第１１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闻讯后迅速组织人员沿途收容。不论官兵一律强行收容，并在保山、永平、下关设立收容站。先后收容１万余人，编入重新恢复的第２８师。
　　由于日本在轰炸保山城时投掷细菌弹，因而在轰炸数日后保山即爆发霍乱。霍乱首先在难民和难侨之间流行，溃退的远征军也多有罹患瘟疫的。此后疫病在保山城乡迅速蔓延，当地驻军亦不能幸免。数日之内，或合族而丧或合家而亡，有的村寨已无人抬尸。此后，瘟疫绵延至滇西数十县。据统计仅１月间保山坝区就有约６万人因霍乱而死去。在怒江以西的沦陷区侵华日军则收买缅奸、汉奸在公路沿线的水沟、水井中投入霍乱病菌并传播鼠疫。仅腾冲西北区就有１５０００余人死于鼠疫。梁河、盈江等地据各司统计死于鼠疫的不下万余人。如今上了年纪的保山人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记忆犹新铭心刻骨。然而当时任保山县长的刘言昌在借口办理瘟疫流行的善后事宜中居然大肆敛财，保山当时有３６乡镇，每乡镇摊派３万元，共１０８万元，当时约折合黄金１０００两。除少量用于救济难民外，其余均不知下落。各乡长亦借机追加派款，尤使保山民众雪上加霜苦不堪言。在整个滇西抗占中保山老百姓作出了巨大的牺牲。１０万大军所需的粮草多半由保山就地解决，部队运输所需的马匹民夫皆向保山当地征调，前线构筑工事的木石材料大都取之于保山当地。惠通桥附近的老百姓甚至将自家的门板也抬给部队构筑工事。军队住的房屋，吃的蔬菜肉食也都是来源于保山当地。当时的《正义报》在１９４４年８月３日《伟大的保山民力》一文中高度评价保山的老百姓在滇西抗战中所起的作用。

　　　　　　　　　　　　　三、战争中的另类人生

　　滇西沦陷后，日军先后在滇西建立了２０多个慰安所。众多被劫掠而来的妇女成了日军发泄兽行的工具。这些终日与野兽同行的妇女是战争中最凄惨的受害者。她们的悲惨在于，她们不能被人们理解甚至不被自己理解。因为她们甚至不能向人们诉说自己的苦难，除了不幸之外她们还比别人多了一些难以启齿的羞辱。她们如果还活着的话，绝大多数人只能对自己屈辱的往事保持缄默。
　　在日军的几乎所有参战部队中有一个极特殊的人群，她们既不参加作战也不属于部队编制，然而她们始终跟随着日军作战部队甚至和日军一起毁灭。这个人群就是被人们称做“慰安妇”的随军妓女。据考，“慰安妇”的首次出现是在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之后，始作俑者是臭名昭著的侵华罪魁冈村宁次，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到１９３２年３月，驻沪日军已达３万人，野蛮成性的日军制造了多起强奸当地妇女事件，引起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强烈谴责。为搪塞外界对日军兽性的指责，冈村宁次决定效仿海军的做法，从长崎召来一个“慰安妇女团”。至１９３２年７月，第一批慰安所在吴淞、宝山、庙行和真如等地建立。这段历史如今已为世界“慰安妇”研究学界所公认。１９４９年，冈村宁次曾亲口对新闻记者说：“我是无耻至极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而“慰安妇”制度的大规模推行，并且使２０万以上的中国妇女沦为日军的性奴隶的，正是日本右翼分子正在矢口抵赖的南京大屠杀。在占领南京期间，日军兽性大发，狂乱的性行为导致日军性病流行，致使部队大量减员，同时日军的兽行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为此日军开始考虑在各战区大规模地建立“慰安所”。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３日，日本华中方面军东兵站司令部挂出了“杨家宅娱乐所”的木牌，日军二战期间的第一家“慰安所”在上海成立了。从此，人间地狱般的“慰安所”像瘟疫般在整个亚太地区蔓延开来。
　　在滇西沦陷区日军先后建立了２０多个慰安所。凡日军师团部、联队部、大队部驻地均设有慰安所，甚至一个中队到某地暂驻也要设一临时慰安所。１９４２年５月，日军在芒市三棵树、树包塔和龙陵县镇安街首先建立了慰安所。初期慰安妇数量不多，因而军官之间或士兵之间常常发生争夺慰安妇的械斗，甚至发生士兵枪击军官的事件。５月底日军从台湾运来１００多名慰安妇，在龙陵县城的一家宗祠及教堂开办了慰安所。此后日军在龙陵组织维持会，并命令维持会给日军提供６００个“花姑娘”。而龙陵的老百姓大多逃入深山，一时难以筹集数量如此之多的妇女，于是日军四处扫荡，到处搜索花姑娘，凡搜到姑娘先行轮奸然后送往慰安所。又先后在董家沟、白塔、龙山卡、平戛、腊勐等地建立慰安所。在被迫充当日军慰安妇的当地妇女中，有３个妇女的丈夫也被日军抓到慰安所烧水，而日军就当着这几个妇女的丈夫蹂躏他们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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